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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惕文學對時代的“碰瓷”
    發表時間:2019-08-21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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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霍艷(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文學對時代有主動“碰瓷”的行為。

      我們的作家開始變得對時代有強烈的訴說欲望。這折射出一種沒能參與到時代進程的焦慮。進入21世紀后,文學在時代觀的塑造中,發揮著越來越少的作用。日新月異的生活是被科技改變的。連對現實的呈現,靠的也是新媒體,有人把短視頻視作絕佳的人類學樣本,觸角覆蓋廣袤大地,在日復一日的生活里,展示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它們有著粗糙且堅硬的現實質感,把一些作家用文字涂抹的裝飾,一層層擦掉。千萬種真實撲面而來,讓人恨不得長出復眼。

      頑強的作家想通過文學介入時代,來證明自己對時代的表達依然有效,由此穩固住自己的存在感。作家總是認為自己對時代有絕對的闡釋權。但隨著科技的發展,文學的記錄效用被削弱。

      文學與時代分裂的危機從20世紀80年代文學最后的輝煌開始顯現。時代是由一個個真實的現實組成,80年代文學以“純”為標準,剝離絕對真實,制造不確定性,“將‘現實’視為偶然性、不確定和充滿變數的存在”。文學獲得了榮光,也走向了封閉。

      很快,文學的步伐跟不上90年代不斷變化的外部經驗。文學評論家劉大先深刻闡釋了這種危機:“(小說)像一駕農業時代就開始挎著軛奔波在路上的馬車,被生活疾馳而過的高鐵列車拋在身后,為了保持尊嚴,開始自我安慰地吟唱著‘從前慢’。小說要同當下生活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進而虛構要從雜亂的現象中轉入內心,這種辯護逐漸變得站不住腳,因為它讓內心承擔其難以承受之重,終至不可避免地崩潰。”

      在這種自我陶醉中,在文學現代性對歷史現代性的反抗中,文學和時代漸漸脫節,時代的話語權被奪走。一些作家懷抱著的精英意識,實際上是為對時代的無所適從和對現實的遲鈍打掩護。所謂的文本實驗和突破,只是一枚枚精致的碎片,割斷了文學與時代的關聯。或許,有些作家內心深處就不認可時代的變化,把失去話語權歸因于時代變化太快,人心浮躁。他們缺乏對時代真正的思考,時間都用來雕琢技藝和加工奇異的經驗上。

      文學逐漸失去關注,于是有些作家想通過進入歷史重新建立和時代的關系。中國人大多喜歡歷史,也喜歡在歷史問題上表達自己的見解,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想從前人的生命經驗中,尋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真正能潛心研究歷史的人并不多,歷史學越來越成為一個專門化的學問。當作家發現“文學化”表述歷史可以吸引讀者,還沒形成完整且正確的歷史觀的前提下,就把歷史當作展現人的欲望、日常生活的瑣碎、特異經驗的背景,把對封閉內心的描摹重新挪移在歷史敘述中,使歷史也充滿了非理性和荒誕。

      此時的歷史,已經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作家并未想過正確表現歷史,而是塑造出一種觀念的歷史,越靠近當下,這種觀念性越強,尤其是對重要歷史節點符號化,把在歷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認識到歷史事件發展邏輯的復雜性。他們缺乏處理重大歷史問題的能力,也缺乏抽絲剝繭的耐心。他們追求的只是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戲劇情境和參差對照,只有把歷史情境塑造得越極端,才越能掩飾他們筆下人物行為的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歷史僅僅是人物幽深內心的外部裝飾。他們并非追隨歷史事件的發展邏輯,而是以某種價值立場預設邏輯,以一種直觀性、二元對立的歷史認知,形成流行的歷史論調。一些極端歷史書寫甚至變成“審丑”。這樣的作品談不上歷史還原,更缺乏歷史反思。

      學者賀照田曾說,直觀性的歷史認知方式其實是將歷史中的對象和事件做了簡化處理,卻沒有注意到任何一個歷史社會中的“我”都是被封閉在各種意識、認知方式之中的。要想突破或解放自己的眼光,有效達成自己對人世的關切,必須對自己的意識存在狀態非常警惕,才有可能與歷史、現實形成互動關聯。但一些作家過于相信自己的意識,把自我與歷史都封閉起來。歷史的魅力在于它是開闊的,有邏輯線索的,滿足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好奇。可一些文學創作又把歷史置換成了封閉、虛無的“現實”,沒有來龍去脈,人物雖然充滿個性,卻在風云變化中不曾獲得真正的成長,這樣的歷史主體難以代表時代的前進方向。

      有人借著歷史創作不斷彰顯自己的勇敢。成名作家大膽將歷史扭曲、變形,為其戴上各類光環。年輕作家假意從沉迷內心的敘事掙脫出來,觸碰某些題材,收獲轉型成功的稱贊。但鮮有人去追究這份勇氣背后,所揭露、觸碰的真實程度。一些作家缺乏對于歷史中人物和情境切身的體會,迅速把歷史的轉折歸結在某一兩個點上,夸大或刪減某些歷史情境,缺乏歷史遠見。他們的作品呈現一種虛假的歷史感,并將這種虛假關聯起現實的處境,又將對現實的種種看法,投射到歷史中,用當下的視角構建歷史,循環往復。

      盡管小說是虛構的,但史跟實之間微妙的關系,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誠懇”的姿態,仍讓人信以為真,把文學中的歷史當作進入當下問題的路徑,造成了歷史、時代與現實、自我之間錯誤的聯系。歷史感影響著現實感,現實感也作用于歷史感,錯誤的歷史書寫容易讓人形成扭曲的歷史認知。

      有些作家以為僅憑著這份“勇氣”和激情,就可以在時代中重尋自己的位置。可遠遠不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時代書寫者,需要投入時間,進行大量的調查工作,實地走訪和資料研讀。需要準確把握歷史與現實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網絡上某條社會新聞所吸引,以為這就是現實本身,然后進行藝術加工、素材堆砌。他們樂于撿拾一種現成的經驗,或迷信個人經驗,殊不知看似獨特的個人經驗背后也存在很多復雜社會、歷史面相。尤其是個人歷史經驗在當下的回溯中顯得不夠可靠,加入了后設的立場,抽離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融入了當代的感覺和氛圍,不能被直接還原為事實本身。一些作家缺乏對時代的敏銳感知,這種敏銳不光需要天賦,也需要在大量準備工作基礎上磨煉對細節的敏感。這樣才能真正進入創造性的歷史時刻,把被歷史記錄遮蔽掉的東西打撈起來,形成對世界與他人的切實理解。

      新媒體的發展已經使生活實感壓迫了歷史記憶,缺乏歷史記憶就無法把握時代。但我們能否把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把握,把對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呈現寄希望于文學?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種“碰瓷”的手段處理歷史、展現時代,必然會陷入虛無。

    網站編輯: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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