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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美學的“家國情懷”
    發表時間:2019-08-12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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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望衡

     

      一

      家國情懷是一種人類的共通意識,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與國的統一性。中國社會以家為本位。西安半坡所發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有著大量的適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顯然,家是這個部落的基本單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聯盟,在此基礎上,擴大到非血緣關系的社會聯盟,由此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準國家性質的社會。盡管此后在國家層面上,血緣關系的實際意義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精神紐帶。家庭倫理用于治國就成為政治原則。治家與治國具有內通性,所以,《大學》說“治國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

      第二,國與族的統一性。國是政權概念,族是種群概念。中國這塊大地上,存在過許多民族。這許多民族,不管是共時態存在還是歷時態存在,均可以尋到某種內在的關系。族與族之間的關系有兩種:一為血緣性;另為社會性。民族之間不只是存在著血緣性的關系,也還存在社會性的關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關系。文化關系當它內化為民族精神,就具有類血緣的意義,這就是說,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緣性,還具有文化的血緣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炎帝和黃帝。炎帝和黃帝不獨是華族的共祖,也是諸多少數民族的共祖。《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顓頊(黃帝孫)生驩頭,驩頭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氐人。”《山海經》是一部出自戰國時期的人文地理書,兼有神話性質,所言民族之間的自然血緣性關系也許不一定是科學的,但如若從文化上考慮,它們之間也是有可能存在著文化上的血緣性的。

      第三,國與國民、國土(國域)的統一性。中國的國土其核心地區是相當穩定的。談到中國,人們會自然地聯系到中國這一疆域。這疆域既是國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書》云:“國有本,有干,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敵(他)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悅),樞體也。”這是說,國土即疆土是國家之本;國民是國家主干;國權是國家的基礎,與他國進行交往,國權是首位的原則;國學即“倫質”,是國家意識形態;君臣和睦是國家穩固的樞機即關鍵。在中華民族的意識中,國家、國土、國民、國君、國權、國學、國樞是一體的。

      家國情懷究其本是一種哲學意識,是人對其本——家與國的意識。與別的哲學意識不同的是家國意識的突出特點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國情懷與其說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理念,還不如說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情感——一種既厚重又綿長的家國濃情。正因為如此,家國情懷也被視為一種美學情懷。

     

      二

      文藝是社會審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作家、藝術家是全社會的審美導師。作家、藝術家進行文學和藝術作品的創造既是個人審美情緒的宣示,又是履行社會審美導師之職能。作家、藝術家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雙重功能,使得他們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種社會擔當意識。社會擔當意識的核心是家國情懷。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藝術家是社會家國情懷的代言人之一。

      檢閱中國古代文藝發展史,我們發現稱得上社會家國情懷代言人的作家、藝術家是很多的。他們的優秀作品構成了璀璨的星河,輝映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空之中,激勵著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地進行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事業。

      與之相應,中國古代美學從歷代作家、藝術家卓越的實踐中總結出一系列以家國情懷為內核的美學理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個理論:

      一是“詩言志”。“詩言志”是中國美學的重要傳統。最早提出“詩言志”的是《尚書·堯典》。此后,諸多典籍如《左傳》《莊子》也提出這一命題。漢代《毛詩序》不僅再次申說“詩言志”,還提出“教化”說。“教化”又稱“風教”。“風”多義,一指《詩經》中的“國風”,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詩序》強調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僅有下層百姓,還有上層統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體來說,就是“正得失,動天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言志”與“教化”的統一,其關鍵是將“教”轉化為“志”。經此轉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屬于個人,還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私志”成為“公志”——家國之志。

      言志與教化的統一必須落實在審美上,具體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貴在真,貴在自然——自然而然。劉勰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貴在至誠,只有至誠,它與教化才能實現真正的統一,也才能產生巨大的藝術感染力、藝術審美力。

      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重慶。詩人徐遲請毛澤東同志題字,并向毛澤東同志請教怎樣做詩。毛澤東同志題寫了“詩言志”三字。這“志”即家國之志。

      二是“興寄”論。“興”最早來自《詩經》的“六藝”說,它是《詩經》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手法,后來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初唐詩人陳子昂將“興”與“寄”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新概念——“興寄”。“興”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興”與“寄”的統一即是情與理的統一,美與善的統一。興寄的核心為家國情懷。

      陳子昂之所以標舉“興寄”,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泛濫著一股唯美主義之風,具體來說,是六朝的綺靡之風。這股綺靡之風,有“興”而無“寄”。陳子昂對之極為不滿,他尖銳地指出:“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明確表示:“常恐逶邐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陳子昂援引劉勰《文心雕龍》的“風骨”理論,認為優秀的作品應該“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既善,又美!

      興寄論在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往往是破“過娛論”。唐朝初年,勵精圖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熳之音”,認為“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于大道,君子恥之”。所謂“釋實求華,以人從欲”,就是放縱聲色之欲,追求奢華,也就是“過娛”。審美不能沒有娛樂作用,但過娛,就不是在欣賞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過娛論差不多每個時代都出現。中國當今審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過娛論”,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當今的“過娛”,有些不只是“過娛”,還是“造孽”了,如娘化,熱衷后宮爭寵等。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打著美學的旗號,然而,實際上是在糟蹋美學。凡此種種,都是在腐蝕人心,敗壞社會風氣。

      作為作家、藝術家要時刻將家國置于心中,要有擔當,要有責任,為新時代言偉志,為新社會施教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鼓勁吶喊,為新時代新生活新事業寫真創美。

     

      三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指向“天下情懷”。

      雖然中國古代,于中國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是,并不是沒有世界意識。早在周代,中國就有“大九州”觀念。此觀念明確地說,中國這個名之為“赤縣神州”的“小九州”只是“大九州”的一部分。

      在談到“天下”的時候,中國古代總是將它和“公”與“太平”聯系在一起,表現出非常可貴的平等、友愛、和平理念。《老子》說:“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認為只有以天下為懷,其徳才能稱得上“普”。《管子》云:“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他的意思是,處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懷,處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懷。《禮記》引錄孔子的話——“天下為公”。“公”可以理解為公正、公平、合理,強調人與人之間、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諸侯國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相處,要友愛,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張載則提出“為萬世開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礎上的提升。太平有兩義,一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這中間含有生態平衡之義;二是人與人之間和諧。由于“太平”概念視界闊大,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主要指國與國之間的友好相處,這種友好相處就是沒有戰爭。

      張載提出的“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義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這一理念認為,這種太平不能只是一時的,而應是“萬世”的。換句話說,張載要的是永久的太平。這萬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來?張載提出“開”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開”就不能靠等,靠恩賜,事實是太平等不來,也沒有誰能恩賜。“開”,就是開拓、開發、開創。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時也會有最大的犧牲。

      家國情懷以及家國情懷的放大版——天下情懷,是中華美學精神的內核。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陽樓記》得到彰顯。在同一個時期,張載倡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曾讓張載師事之的范仲淹則高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由于種種原因,張載、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體現在有限的實踐中,而絕大部分只是作為一種夢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時代不同了。中華民族遇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歷史機遇。振興中華不再只是夢,而是正在真正化為現實。在舉國上下都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砥礪奮斗的今天,我們的詩人、作家、藝術家、美學家是不是應該有不負時代的新作為新創造呢?回答無疑是肯定的。

      (作者:陳望衡,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網站編輯: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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